新乡论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

“气质”本是指人的生理、心理等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古人也以气质犹言文人的风骨,诗画的清峻慷慨风格。我言明式家具的气质,乃是透过她的技术表层,揭示她的内涵气韵,或言灵魂.这是明式家具之所以居于世界艺术宝库的力量所在。

      当我们浏览于祖国瑰宝----明式家具的珍库之中，在一件件传世之作的面前,望着那简洁的造型,挺拔的线条,秀丽素雅的身躯和散发着木材纹理自然纯美的明式家具珍品时,赞叹油然而生,仿佛一缕浮动的暗香令人神往,一股诱人的魅力令你留连.那简洁中蕴含着端庄和典雅;那挺拔中浸透着清丽与隽秀,一股力量紧紧吸引着你,这力量便是她那隽永深邃的内涵、气韵－文人气质。

      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乃是明式家具的灵魂,是明式家具之所以被称为”明式”,之所以被中外专家倾心、研究,成为独立学科之根本所在。

      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确有着它独特的社会背景、地域条件,以及一大群文人参与的结果.这样说并非是要否定工匠的智慧,明式家具的成就离不开明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明式家具的成就是文人智慧和工匠技艺的结合产物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今天研究明式家具的审美价值时,就不能否定其主导因素不是技艺,而是她的风格内涵,内在气韵,或言气质。

      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其形成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就社会环境说,明太祖朱元璋结束了元末蒙汉地主武装的混战,于1368年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农业上实行垦荒、屯田、恢复农业生产.明初释放了元朝手工业奴隶为良民，使他们独立经营，对手工业工匠实行住坐（从民间征集工匠来京为皇家生产，每月服役十天）和轮班（各地工匠每三年来京服役三个月）制，工匠有了一点个人的营业自由。这对当时的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城市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发展（举世闻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带动了大批中国人远涉重洋到南洋各地去谋生。他们把中国的丝织品、瓷器、铁器等带到南洋，换来了当地的谷米、药材和木材等等。这些南洋木材对于明式家具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商业极为发达，原有城市更加繁荣，新的城市正勃勃兴起，除皇亲贵戚外，城市里的富商巨贾们也争相修建私宅和园林。可想而知，家具业也必应运而起随之兴旺起来。这政治上的稳定和工商业、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的发达，乃为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明代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为了加强统治，明初建立了一套新的学校和科举制度。京师设国子监，地方设府、县学。读书人通过层层考试，由秀才、举人、贡士，直到殿试及格者称进士，至此便可被任命为正式官吏。新的科举制度推动了大批文人热衷“四书”“五经”，争当天子门生以施展才华，所以明代出现了大批文化名人，尤以苏州为集中，什么“吴中四杰”、“吴中四子”“明四家”等等，江南的南京、苏州等地已成为明代经济、文化之中心了。

      从现在流传的明代文人书札、文集和诗书、绘画中还可以看出，明代文人热衷于家具的研究和亲自参与家具设计者大有人在，这是历史所不及的。他们对家具的行制、尺寸、材料、工艺、装饰以及家具的审美标准等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更有明代文人、画家自行设计家具并绘留后世者。明代文人撰写家具方面的论著，其人之多，涉猎问题之广，也是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拟的。这便是明式家具风格形成的文化因素，也是明式家具文人气质的由来。

      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

      一、  文人审美情趣对家具的影响作用

      明代众多的文学家、戏曲家、诗人、画家、收藏家、鉴赏家等等文化人，著有大量有关家具的论著，如：曹明仲著有《格古要论》，文震亨著有《长物志》，高濂著有《遵生八笺》，屠隆著有《考盘余事》和《游具雅编》，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王昕、王思义著有《三才图绘》，戈汕著有《蝶几图》等等。以上这些有关家具的论著，不是着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他们与《鲁斑经》的立足点迥然不同。而是着眼于探讨家具的风格与审美。强调“雅”，宣扬和提倡家具的“古雅风”。具体讲，就是“古朴”和“精丽”两个主要标准。

     “古朴”就是崇尚远古先人的质朴之风，追求大自然本身的朴素无华美。如《长物志》论及方桌时说：“须取极方大古朴，列坐可十数人，以供展玩书画。”在论及榻时又说：“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在家具用材方面，提倡木材纹理的自然美者也屡见不鲜。如《格古要论》说：“紫檀，性坚，有蟹爪纹……。”“花梨木……亦有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者……..。” 《博物要览》中有“香楠木，微紫而清香纹美，金丝者出山峒中，木纹有金丝，向明视之的烁可爱，楠木之至美者，向阳或结成人物山水之纹。”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对家具的审美要求是“古朴”、“古雅”、“奇古”、“古制”等等，这是文人追求古人典雅风范的典型表现。这一审美观点，从明式家具珍品中亦可得到一一印证。我们看现存的明式家具珍品，不论是桌案椅凳，还是箱橱床榻，都突出地表现为造型简练，不为装饰而装饰，充分显示出木材本身自然美的质朴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是与文人提倡“古朴”、“古雅”的审美观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明式家具的简练质朴风格是浸润着明代文人的审美情趣的。

     “精丽”就是家具作工的精良和体态的秀丽，这一点在明代文人论著中也处处可见。《长物志》说：“屏风之制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床，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次则内府所制独眠床，又次则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可用……还有以柏木琢细如竹者，甚精，宜闺阁及小斋中。”“宫中有绣墩，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者，亦精雅可用。”这些“精丽”与“精雅”的要求，我们从明式家具挺拔的细条与秀丽的体态，以及她那无一显露斧斤之拙的严密卯榫结构中，都能明显看到。这“精丽”之中，包含了明代家具工匠的精湛技艺与文人审美情趣的紧密结合。当我们细细体味那一件件文人与工匠浑成的珍品时，明显嗅到那阵阵潇洒清秀的书卷气。文人的审美情趣作用于明式家具是不乏其例的。

      二、  文人的所好所用对家具的影响作用

      大批的文人论著告诉我们，文人的所好与所用，推动着家具的品种与形制等方面的发展。这些文人出于他们的特殊爱好和特殊的功能要求，设计与倡导了众多的新巧家具，丰富了家具的品种和形制。如：

    “以置尊彝之属”的台几。（《长物志》）
    “书室中香几”。（《遵生八笺》）
    “置熏炉、香合、书卷”的靠几。（《遵生八笺》）
    “如画上者”、“入清斋”的藤墩。（《遵生八笺》）
    “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的叠桌。（《游具雅编》）

      在论及橱时，《长物志》说：“藏书橱须可容万卷，愈阔愈古。”“小橱……以置古铜玉小器为宜。”对于床榻的使用要求更是不同一般了，《长物志》说到几榻“坐卧依凭，无不便适，燕衔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何施不可”。《遵生八笺》里用藤竹所编的“欹床”，强调不要用太重的板材，要适于童子抬，床上置靠背，“如醉卧偃仰观书并花下卧赏”。这是何等的消闲安逸，一副十足的雅士气派。《考盘余事》里用木材和湘竹两种材质制作的榻，“置于高斋，可作午睡，梦寐中如在潇湘洞庭之野”。《遵生八笺》中的“二宜床”就更不一般了，不仅设计精巧冬夏两用，而且“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这又是何等悠然自得。更有抚琴高手设计了符合共鸣音响原理的琴台与琴桌。《长物志》说：“以河南郑州所造古郭公砖，上有方胜及象眼花者，以作琴台，取其中空发响……坐用胡床，两手更便运动……。”《格古要论》的“琴桌，桌面用郭公砖佳……尝见郭公转灰白色，中空，面上有象眼花纹…….此砖架琴抚之，有清声泠泠可爱”。

      以上可见，这些文人雅士，出于嗜爱古董珍玩之所好和琴棋书画之所用，对于家具的品种，行制，用材以及特殊的功能等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无怪乎！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当是名之有据了。

      三、  文人诗画墨宝与家具的结合

      明代以前的家具，基本上只是生活用具（商周时作为等级象征的礼器、祭器除外），而到了明代，家具在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更增强了观赏价值。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明式家具本身的造型、线条、用材、装饰等浑然一体的质朴典雅之美，更有文人将书画艺术嵌入家具之中的一份功绩。家具上刻绘当代文化名人的诗画墨宝，可说是家具里的珍中之珍了。这些文人的书画与家具的合作，增强了家具的观赏水平，提高了家具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历来都“重文轻技”的文化史，至明代便有了这稍微的改变。

      由于历史的、科技水平的种种原因，现在能留存的实物是较少的。但从文献资料和私人收藏中仍可查到一些踪迹，在《清仪阁杂咏》中就记载了两件家具，一件是“天籁阁书案”，乃是项元汴的家藏，上项氏两方印。原文是：“天籁阁书案，高二尺二寸三分，纵一尺九寸，横两尺八寸六分，文木为心，梨木为边，右二印曰项，曰墨林山人，左一印曰项元汴字子京。” 项元汴是明代的书画家，收藏家，精于鉴赏。其所藏法书名画极一时之盛，曾著有《蕉窗九录》，刊有《天籁阁帖》。

      在《清仪阁杂咏》中还记载了一把椅子，原文是“周公瑕坐具，紫檀木，通高三尺二寸，纵一尺三寸，横一尺五寸八分，倚板镌：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书。印二，一曰周公暇氏，一曰止园居士。”周天球也是明代的大书法家，善写兰草，尤善大小篆古隶行楷，一时丰碑大皆出其手。这样一位大家在一把椅背板上挥毫抒怀，可见他对这把椅子是何等钟爱，也可知这把椅子的价值，早已不止是一把坐具了。

      在现存的珍品中，还有祝枝山、文征明两位名家书写诗文于椅背上的两把官帽椅。一把在条板上镌有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一段文字，从“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直到“暂得于己，快然自足”约百字。落款为“丙戌十月望日书，枝山樵人祝允明”。下面两方印：一曰祝允明印，一曰希哲）。另一把椅子的条板上文征明书有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煮苦茗之.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笔迹画卷纵观之”40字,落款为“征明”下用两方印:一曰文明印,一曰衡山。

      在这三把椅子背上作书的周天球、祝枝山、文征明,皆是明代的文化名人.周天球是大书法家, 祝枝山是大文学家兼书法家, 文征明乃是书画家.祝、文与唐寅、徐祯卿在当时是有名的”吴中四子”或称” 吴中四才子”。这样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倾心于家具,将自己的书法刻于家具之上,视家具为抒怀的园地,以充清赏珍玩,可想这些家具的艺术价值怎能不声价十倍呢!这些文化名人的书画与家具相结合,对明式家具的风格形成,对其艺术价值的提高,都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与作用。